吴家煌同志多年来笔耕不辍,著有《新中国对外贸易35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国际贸易制度》等著作。
此番约稿,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欣然接受,特在此深表谢忱。
序
言
我在外经贸部的最后两个职务是国际司“关贸总协定处处长以及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参赞。这两个职务看似风光,但是八九风波后,中国复关谈判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我心里很受挫。出任日内瓦参赞时外经贸部许诺的副局级待遇也没有落实,思想上很不快乐。海关总署戴杰署长知道我的处境后,积极动员我到总署工作,说“总署需要补充关税谈判力量"。
一、外来的和尚念经
我对海关总署这个单位并不陌生。“文革"年代我曾在公安部成立的旧海关专案组工作过,有幸认识高祚、吴乃文等领导,并有机会查阅旧海关档案,略知当时的海关业务。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我跟踪过多边贸易谈判,其中关税问题是我关注问题之一。所以从外经贸部调到海关我还是比较从容的。我到人教司报了到,在关税司周福基司长办公室,他对我说:“你是新来的副司长,先熟悉情况,协助陈炳华副司长分管税则处和国际关税处。"
不久发现,自己好像是一个外来的和尚到一个新庙里念经,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譬如,我讲我国的复关谈判,一定会把高关税降下来,并变成“约束关税",再也不可以随意自主提高。有人听了,脑子转不过来,觉得新中国浴血奋斗夺回来的关税自主权不又丢失了?再譬如,我预计深圳等五个特区自用物资免税进口的敞开大口的优惠政策,国内口岸受惠不均等,偏离非歧视原则,恐怕维持不住。很快我就隐约发现,我的言论好像与“用好、用足减免税政策"的主流观点有些格格不入。有一次在北京平房乡关长培训班上,有学员建议我讲讲未来的关税谈判前景,我就谈了大幅度削减关税水平,大面积调整减免税政策,回归基于贸易合同价格的估价办法以及减少内部文件,提高海关政策透明度。会后有的学员给我竖大拇指,也有的学员闷不做声。
半年后,我突然被调离关税司,到统计司当副司长。无论是人教司还是署领导,都没有给我任何调动解释。不过,让我宽慰的是,我是带着一个尾巴调动的:如果复关谈判恢复正常,我还要回来牵头关税谈判。
二、 海关统计——被誉为国内最让人放心的部门统计
1991年7月,我到统计司工作。不久王顺礼司长退休,我接了他的班。人教司及时给配齐了司处两级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做好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的汇集、编制和分析。我观察到海关统计干部工作很辛苦,思想很淳朴。我也看到一些地方海关在机构设置上特意把征税和统计合并起来取名“征统科"。一位主管关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统计工作确实清苦,征统合并在一起,心里就平衡多了。"
在当年举行的海关统计工作年会上,我与到会的国家统计局一位司领导交流业务情况,并请教她何谓“城调队"和“农调队"。她中肯地给我介绍了国内基层统计的状况和问题,接着赞赏了海关的统计质量,说它是“国内最让人放心的部门统计",“它扎根在一张张报关单上,而不是拍脑袋出数据。"我铭记这位司长对海关统计的高度评价,每到一个地方海关出差,都要用她的话来鼓励统计干部继续努力,做好工作。我还经常强调,进出口贸易统计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账本里的重要项目,必须掌握好准确、及时两个标准。
尽管海关统计被认为是“最让人放心的",但地方海关统计干部却坦诚地告诉我,他们并不完全放心。1992年,我主持了华南片海关的《协调制度统计目录培训班》,期间去了一趟深圳。统计处的一位副处长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给我看了一盒玻璃镜片和一卷塑料带,说不法商人为了骗取出口退税,把玻璃镜片伪报成精密仪器镜片,把塑料带伪报成“皮尔卡丹真皮腰带",报关单上的价格是这些破烂货的几百倍。头天这些假货装船出口了,第二天在附近没有海关监管的海岸把货卸下来,待到骗税得手后,原批假货再度报关出口。他说海关统计实际存在着这样的虚假出口。这使我回忆起80年代末我在日内瓦工作期间破案登报的法国和瑞士毗邻地区一个卡车运输骗税案件。一家法国公司用集装箱卡车出口货物到瑞士,又在瑞士不设海关卡口的地方原车回到法国,循环往复骗取出口退税。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我在统计司工作期间,获得了一个很意外的荣誉——国务院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干部》称号。我有些忐忑,因为谈判未见结果,心想会不会是日内瓦复关谈判又要重启?
三、 重返关税司
93年下半年某天,外经贸部一位老司长告诉我,外经贸部领导在一次会上谈起,我离开部里他们感到惋惜,似有意让我回去。不久总署关税司黄汝凤司长升职为副署长,提议我从统计司调回关税司。突然间,我好像做梦,走到了三岔路口一般:回外经贸部?还是回关税司?最后还是决定回关税司好好干。
关税司的头等大事是征税。那些年海关税收占中央本级财政可支配收入的30%—40%,实在是非同小可。每年财政部预算司都按一定增幅给总署指令性税收指标任务。总署转身把指令性指标切块给直属海关。关税司对武断的指令性指标很是无奈,也深深感到我们赖以征税的高税率是完成税收任务的负面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颁布的第一部税则,平均税率是52.9%,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修订的第二部税则,平均税率是50%。90年代初,税则目录转换成了各国通用的协调制度目录,平均关税是47.2%。对比东京回合减税后发达国家5%和发展中国家15%的平均关税,中国的关税门槛实在是高得吓人。
我回到关税司后,首批来访的客人中有香港的英美烟草公司和菲利普茅利斯公司的高管。他们心神不安,首先他们的产品对健康有害; 其次他们不得不说中国的香烟关税150%,加上其他税费,综合税费成本达到400%以上,使他们的产品往往沦为走私品。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亚洲国家、一个拉美国家的成功降税案例,期望被扭曲的中国烟草贸易能够通过复关谈判获得纠正。这两个国际香烟贩子说的是真话,办的是实事。如果烟草税率将来果真降下来,贸易正常了,海关每年增收几十亿税收不在话下。
汽車高关税是中国税则之最。轿车关税按照排气量大小是180%-230% 。凡汇率变动、审价差异、减免税实施,都牵动着汽车进口商的神经。这个行业也是走私活动的高发区。90年代中期财政部有官员去香港考察汽车拆解走私到内地的情况。新界一带的拆车厂星罗棋布, 把崭新的汽车割顶,卸轮胎,挖发动机,甚至拆成270个部件。拆散后,有的在广东偏僻小港走私入境,有的混入废钢铁报关,有的以小汽车散件出口内地。在广东一带有专门的不法公司负责接应、组装和销售。根据香港左钛汽车商会提供的数据,从1992年5月至1995年12月的三年半期间,香港拆车行共计为内地拆解汽车52.6万辆。如果按平均一辆汽车逃税10万元计,估算逃税总额520余亿元之巨。而那些年,海关每年征税也只不过500亿元左右。
关税司曾在福州海关举行过一次小范围关税会议,会后大家去武夷山。山道上遇到一位道士,众人起哄让我算命。道士细细看了看我的手掌,说“您的手心下凹,是聚财贵人。不过手掌下方几道线很深,财富流失不少。"我很佩服这位道士,他说准了关税系统两千多名官员的处境。
四、英明的关税自主减免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行自主改革,把高关税降下来,国务院和海关总署进行了一系列战略上的部署。特别是国务院要求海关总署研究提出大幅增加海关税收、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关税制度改革一揽子方案并批准实施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降税效果。
一系列大幅降税安排,客观上也为复关谈判创造了积极有利条件。
80年代中期,海关总署是联名向国国务院请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五个部委之一,国务院批复同意以“关税减让"为代价复关。当时关税税则委员会设在海关总署,戴署长是税委会主任。由戴署长牵头制定关税减让谈判方案,通过复关解决我国关税过高问题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料复关谈判起始不久,美国把问题政治化了,解决高关税进展因此被拖延了下来。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随后国务院决定大刀阔斧自主降税,目标是若干年之内把我国的关税水平降低一半。
首次自主降税是在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降低几千个税目的税率,把平均关税从42.5% 降低到36.6%,降幅达8.6%。
第二次自主降税是在1996年,把平均关税从36.6%降至23.%,涉及税目达4900个,减税幅度达35%,同时取消了特区进口自用物资减免税和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减免税。
第三次自主降税是在1997年,把平均关税从23%降到17%。
上述降税措施源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国策的内在需求,也与我国复关入世以及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谈判相吻合。从海关总署关税司的征税工作来看,自主降税开辟了无尽的税源。高关税的1992年海关征税总额380亿元;自主降税至17%的1997年,征税总额达到894亿元;我写这篇回忆录的2020年,平均关税不足10%,征税总额上升到1.7万亿元!
五、一波三折的中国复关谈判

(与纽柯克率队的美国谈判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合影)
中国复关谈判过程中最积极的角色是美国。86年6月,我国提交复关申请,当年十一月美国即派助理贸易谈判代表纽柯克来北京磋商。他在开场白中,有这样动人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欢迎和希望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美国将和中国手拉手地进行谈判,而不是相互指责和争吵。"那时我是外经贸部的关贸总协定处的处长,参与了中美双边磋商的整个过程。长着两撇胡子,脸色黝黑的纽柯克看见我总是满脸堆笑,握手时我感到他手掌肥厚而有力。此后中美磋商突飞猛进,至1989年5月双方对各自关心的若干问题都有了妥善的处理方式,并形成了中国回到关贸总协定的《议定书》框架。期间,总署吴乃文副署长率团去日内瓦与欧共体、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等六个国家,就中国的关税减让交换了意见。不久我被派往日内瓦代表团任关贸总协定事务参赞,负责即将到来的复关多边谈判协调事务。不料,在89年春夏之交,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学潮,接着苏联也轰然瓦解。美国在弹冠相庆之余,认为不再需要中国来共同对付敌人了,于是国会通过了阻挠中国“复关"谈判的决议。原本顺顺利利的谈判戛然止步。记得在日内瓦一次半死不活的中国工作组会议休息期间,我与纽柯克在会场照了面。他无奈地对我说“中国回到总协定的谈判已变成政治问题,他的代表团也不能在谈判中起主导作用了。"我发现他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这是中国复关谈判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复关谈判的制裁延续了将近三年时间。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更因西方国家不甘放弃中国市场,谈判渐渐恢复。在结束中国外贸制度审议后就进入了市场准入谈判阶段。93年9月, 中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一份包括5658个税目的关税减让出价单,我作为关税谈判组组长参与了该谈判方案的制定过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乌拉圭、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相继与我们开始了双边谈判。但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判在93年底结束了,各国与中国的关税谈判逐渐失去了势头。94年上半年外经贸部报请国务院同意,拟作出最后努力,争取在年底乌拉圭回合协议生效前完成复关谈判,使我国成为即将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国。据此,94年8月代表团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复关市场准入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内容。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由46.1%降至21.9%,降幅52.5%; 工业品关税由42%降至15.4%,降幅61.9%;全部产品由43.2%降至17%,降幅达61%,是乌拉圭回合关税减让目标的两倍。94年9月,我被任命为市场准入代表团团长,在日内瓦督阵50余天,与30多个国家轮番举行双边谈判。有些国家表示接受或准备接受我们的出价,如乌拉圭、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日本索要产品范围很大,但是讨价还价相对克制,譬如汽车减税我们还价降至65%它就满意了。澳大利亚索要产品集中在初级产品上,尤其是羊毛,缠着我们把关税降到零。有一次该国大使约我单独一对一磋商,说有一件“礼物"要我转交北京。原来还是那个羊毛降至零的诉求,不过加了三层彩色包装纸,他夸口说了零关税的三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降低中国进羊毛成本;第二可以提高中国毛纺产品出口竞争力;第三是可以保障中澳贸易双赢。讲到兴奋之处,他双手扩胸,衬衣胸口间露出了浓密的体毛。我暗想他的前世兴许是一头羊吧?我回应他的“礼物",说中国边远省区还有2000万牧民的生计需要保护呢。我也有一个礼物,请你带回堪培拉。你们国家地广人稀,可否开放一点点,接收点中国牧民移民去澳大利亚,譬如每年一千个,安排到边远地区也无妨。他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94年下半年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被称为复关冲刺。尽管我们出价不凡,尽管我们不遗余力,但是没有成功。原因还是美国的阻扰。它压根不同意中国在乌拉圭回合协议生效之前“复关"。商务部谷永江副部长在日内瓦说:“(我们)未能完成中国复关的实质性该判,完全是个别缔约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蓄意阻挠,漫天要价导致的。"这是中国复关之路一波三折中的第二折。
中美之间在1992年,曾经签订过《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方承诺开放市场,美方承诺“坚定支持中国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鉴于美国违背承诺,阻挠中国94年年底结束复关谈判,中国决定自95年1月1日起,暂缓执行对美开放市协的承诺义务。中国的反制引起美国工商界对政府的不满和压力。95年上半年,我国的复关谈判演变成“入世"谈判。中美之间的会谈也屡次上升到内阁级乃至最高领导人的级别。如97年10月,中美两国元首会谈,中方表达了尽早加入世贸组织零关税信息产品协议的意向。当年11月,在温哥华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再度会晤,中方领导人宣布2005年平均关税将降至10%。98年上半年,中美频繁举行双边磋商。总署关税谈判小组与税委办密切合作,把中方领导人宣布的降税目标细化至美国索要的具体产品上,并及时提出了零关税信息产品和协调关税化工品的实施建议。98年6月,克林顿访华,原拟在京签订双边协议结束谈判,不料华盛顿反华势力作妖,总统放弃签约努力。当年下半年,我本人退休,不再担任入世谈判小组组长,但仍然密切关注谈判进展。99年4月中国总理访美,克林顿总统权衡国会两种势力的较量,认为结束谈判对他所代表的民主党不利,再度放弃了与中方达成协议的机会。这是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曲折道路的第三折。
事实上,中国总理离开华盛顿前往加拿大访问途中,美国国会和舆论炸锅,认为美国从双边协议草案中得分颇多,本该签约。克林顿似有反悔,电话请中方返回再谈。中方回答说“你们派人到北京谈吧。"美国人追随去了北京。谁料5月8日,美国飞机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我国断然中止了中美入世谈判, 四个月之后才恢复。11月15日,中美双边协议在磕磕绊绊中签了字。我有幸应邀参加了签字仪式。
美国对中国回到国际贸易制度的制裁、阻挠和无度的政治化,使谈判拖延达十五年之久。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动摇,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结
尾

(与海关总署国际关税处谈判队伍的合影)
欢迎“海关人"赐稿
编辑: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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